万家宴26天后 如何避免聚集性感染

百步亭社区居民在2月12日向反映，当时其所在社区并没有接受到排查，甚至不知道还有多少发热病人没有被转移出去。SHUTTERSTOCK

据微信公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数据显示，截至2月8日24时，百步亭社区确诊病例87例，疑似患者数113人。此后关于百步亭的病患数据再未有更新。

在早前的1月18日，百步亭社区曾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万家宴”活动，吸引4万多位居民参加。此次活动在疫情爆发后被多方质疑诟病。

时至今日，百步亭整个小区内有多少确诊病例？有多少发热病人？他们分布在哪里？百步亭社区的居民只能靠自发统计，以及突如其来被贴上“发热门栋”的标签才能得知。

2月10日，湖北省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截止到9日，武汉市一共排查了3371个社区、村，按户数算排查了421万户、1059万人，户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98.6%，人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了99%。

但有百步亭社区居民在2月12日向反映，当时其所在社区并没有接受到排查，甚至不知道还有多少发热病人没有被转移出去。

消失的业委会住在百步亭社区的刘美兰觉得，官方公布的数据跟该社区内居民自己统计的对不上，加上社区内感染人数和救治情况一直没有公开，这些都令她感到忧虑。“如果百步亭花园社区这样轻慢对待防控疫情，会导致一线医护人员的压力增加。”

直到2月12日，刘美兰家里终于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位志愿者在电话里询问其家里人的身体情况。刘美兰在接受时代采访时透露，她后来才得知，这位志愿者不是社区工作人员，而是社区内其他苑的一位业主。据刘美兰了解，该业主曾向社区主任了解疫情情况，但主任让他自己打电话排查。

据百步亭集团官网及公开信息显示，2016年仍在开发建设中的百步亭社区，建筑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占地3.5平方公里，入住12万多人，共有9个居委会进行管理，规划将建成一个占地7平方公里，入住30万人的百步亭新城。微信公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的数据显示，百步亭的入住人数已超过11万人，但多位居民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实际人数并不止11万人。

按照百步亭社区的安排，社区党小组长、楼栋长以及卫生员、治安员、文体员和物业管理员的“两长四员”架构将直接解决社区管理服务问题，同时每一个网格也配备4至6名网格员。

过去，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一直用“武汉微邻里”平台来沟通，但在这次疫情中，“武汉微邻里”对居民的提问却没有了回音。不少居民在业主群里疑惑“楼栋长在哪里？”。

百步亭安居苑的居民小冰12日在业主群里表示，别的社区有通过微信群、机器人电话等多种方式排查，但百步亭社区都没有。

而家住景兰苑的晓玲在2月12日亦向表示，他们的小区最开始实行量体温上报的时候，曾有居民提出让楼栋长出来统计的建议，但直到现在仍无人出来承担这一工作。

百步亭社区业主自发统计的信息。

住在百步亭新马社区的李扬也在寻找他的业委会。

按照武汉市通告要求，从2月11日凌晨起，市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但在11日新华社记者的再走访中，记者在测量体温之后，仍可以进入小区，其中一个小区甚至可以随意进入。

李扬在2月12日告诉，他希望跟业委会沟通，帮助小区加强封闭措施、加强消毒，但无论是业委会还是社区，一直无人与居民进行沟通。

据李扬介绍，业委会由居民选举，是代表居民反馈问题，协调社区、物业解决问题的组织，而社区是政府基层组织，落实政府各项助民服务政策或措施。

在李扬帮助下，在12日与百步亭业委会的黄姓女士进行了对话。自称感冒发烧刚病愈的黄女士对居民目前无法联系物业的问题向表示，因为无法出门，她也没有办法，“你们联系不上，我肯定也联系不上。”

对提及其是否可以在线上安排工作，或将工作转交给业委会的其他成员时，其回应称，“我是快70岁的人了，也是蛮不容易的。”

多位居民向表示，在百步亭社区里面，志愿者、楼栋长大多是由老人组成，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法对居民进行管理。

有业主向表示，目前负责该社区的物业公司已经有多人辞职。业主陈伟觉得，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社区也很无奈。“百步亭（社区内的）消毒必须得做，他们交不了成绩单，只能敷衍。当然也有责任心不强的问题。”

在现在的疫情非常时期，社区连基本的消毒要求都难以做到。在陈伟看来，这是造成业主和物业、社区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

“自救”困境刘美兰是在2003年搬进百步亭社区的，算是社区的老居民了。“当时对这个社区的外观还比较满意，就买这里了。”她说。

由百步亭集团开发建设的百步亭社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建设。官方的介绍显示，百步亭社区致力于构建一定区域内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将“建设、管理、服务”三者结合。据此前经济观察网报道，百步亭社区承担街道一级的任务，但社区架构中没有一个公务员编制，社区高层均是百步亭集团的人员。

而住在百步亭的部分居民则认为，这里的体系很特别——没有街道办，以百步亭集团为单位组织居民进行内部自治。在刘美兰看来，百步亭的管理就是铁板一块，居民和外部都无法监督。

安居苑的居民小冰12日告诉，在疫情出现前，这种居民自治模式“感受还好”。但当疫情发生后，他认为百步亭的就成了个“个体王国”。

李扬透露，从2005年开始的十多年间，百步亭社区不属于任何社区管，老年证、小孩上学等问题也长期处于困惑状况。直至去年五月初，在居民多次呼吁后百步亭才决定让街道社区管辖。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忠贤在12日接受采访时指出，群众参与非正式的自治组织缺乏权威性，同时组织掌握的资源也非常有限。“老百姓可能对正式组织的信赖度、接纳度相对比较高。但对这些非正式组织而言，（它们）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发挥的着力点。”

然而，无论是社区管辖还是居民自治，多位受访的百步亭居民都不认为该社区存在着应急管理的体制，也没有得力的领导在一线指挥。

段忠贤认为，从这次疫情来看，社会组织或者群众力量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光靠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人员从上而下的管控效果也还不够。社区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与专业性影响着其能够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在遭遇重大公共事件时，社区需要吸纳和配备更多的专业人员。

此外，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薛迪在2月12日告诉，她从媒体的报道中观察到，武汉市政府此前在疫情防控上存在管理问题，“可能疫情严重、病人太多了，导致管理上面可能存在脱节或者不到位的地方。”

成熟的应对来自经验的积累，薛迪表示，在经历过甲肝、甲流、禽流感的爆发后，上海在防控上做了很多工作。“而对于武汉，疫情在一下子扩散以后，可能就没有充足的力量和经验去做针对这么多人员的防控。”

陈伟向表示，在2月4日的时候，他曾向物业、居委会、市长热线甚至卫生防疫站反映，要求对小区进行消毒，但却并没有得到回应。

疫情笼罩下的百步亭社区最近终于接到了好消息——据陈伟表示，从2月12日起，百步亭社区的消毒工作开始推进，比以前有很大改观。2月13日当天，李扬第一次领到了所在社区的出入证，“这意味着社区封闭管理有了一定成效。”

但与此同时，在百步亭业主微信群里，居民频频反映的问题仍亟待解决：落实全面消毒、居民的生活物资调拨采购、老年人的慢性病药品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