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科普！一文读懂“药食同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药”和“食”的结合，早在周朝时期，朝廷所设立的医疗机构中就设有“食医”这一职位，主要负责君主的食疗养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和《胎产书》中记载有不少药食和药膳资料，而“神农尝百草”，也正是人类认识食物和药物的真实印记。人们对于“药食同源”醉初的认识是指药物和食物来源相同；随着中医理论的成熟，“药食同理”思想赋予食物“性味归经”，人类逐渐把握药物的自然属性，并将其应用到饮食中。南北朝时期，食疗文化逐渐兴起，《食疗本草》《食医心镜》《饮膳正要》等食疗专著，形成了“药食同功”的理论基础。
药食同源，各有发展
“药食同源”这一专业学术名词，乃是近年来中医界的学者们在对历史经验及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剖析后所提炼出的新概念。其根源可追溯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所提出的“医食同源”概念，历经岁月沉淀，逐渐演化为今日之“药食同源”。然而，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下，“药食两用”这一表述似乎将“药”与“食”这两类本质迥异的物质强行糅合为一个混合概念，这在语义学上看似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毕竟在现代科学的视角下，药物与食物各有其明确的定义与界限，二者绝不可能混为一谈。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世界的认知一直遵循着整体宏观、以辩证逻辑为特征的思想方法，有些物品既是食物，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是药物。为了解释逻辑冲突，现代人自然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于是，历史上药食混用的事实，便被总结为“药食同源”理论［１］。其基本的依据，便是《淮南子》“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及《周礼·天官》中将“医”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食医列为首位。至唐代，孟诜编撰的第一部物本草专著《食疗本草》问世；《圣济总录》载食疗方２８５首，涉及２９种病证。至元代，我国醉早的饮食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问世，其中记载了大量药膳菜肴方，食疗药膳已有明确文献分类记述。明清时期，药膳学蓬勃发展，食疗药膳著作涌现，如《遵生八笺》《食物本草会纂》《食鉴本草》《饮食须知》《随园食单》等。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中首次运用西洋“新学”解释烹饪，引入了营养卫生学说评价传统烹调得失的方法［３］。近现代以来，药膳学科独立发展，对古代药膳方药及单味产品的实验与临床研究持续深化。如今，药膳剂型更趋便捷，除传统糕点、酒类外，冲服剂、浓缩剂及饮料类更受年轻人青睐。各色药膳菜品食谱不断推陈出新，中医药膳在全球范围内的渗透日益增强，食疗与药膳理念正逐步实现现代化，并得到广泛实践。药食同理，健康为要
食物和药物同属于天然产品，性能相通，具有同一味质等特性。因此，中医单纯使用食物和药物，或食物和药物相结合来进行营养保健或治疗康复的情况是极其普遍的。食药同用，除基于二者同一来源的原因外，主要基于食物和药物的应用皆有同一理论指导，也就是药食同理。中医认为，机体衰弱失健或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意味着阴阳两方面的互相消长，如阴阳的偏盛偏衰等。如何调整这种阴阳失调，张景岳说：“欲救其偏，则惟气味之偏者能之。”食物与药物一样，皆属气味之偏者，正如《寿亲养老新书》所说：“水陆之物为饮食者不管千百品，其五气五味冷热补泻之性，亦皆禀于阴阳五行，与药无殊……人若知其食性，调而用之，则倍胜于药也……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食物的防治疾病作用，也是通过祛除病邪，消除病因，或补虚扶弱，调整重建脏腑气机功能，来达到消除阴阳失调的。
食材有烹饪，药材有炮制
自古以来，药物与食物的加工之道，实乃异曲同工之妙。论及食材，可谓千变万化，炒、炸、烧、焖、炖、蒸、煮、炝、腌、拌、烤、卤等烹饪手法多达２６种，这些手法不仅使食物变得易于入口，还能有效杀菌消毒，促进消化吸收，更可调和色泽，增添美感，让食物味道醇厚，引人食欲。而药材的炮制方法亦是不遑多让，有炒法、炙法、煅法、蒸煮法、复制法、发酵发芽法、烘焙法、煨法、水飞法、干馏法等众多技艺，其目的何在呢？其一，炮制能增强药物的治疗作用，使其功效倍增；
其二，炮制能降低或消除药材中的毒性成分，使之安全无害；
其三，通过炮制，我们能改变药材的性能功效，从而扩大其应用范围，满足更多治疗需求；
其四，炮制还能改变药材的某些物理性状，方便其储存和后续加工；
其五，炮制能纯净药材，确保其质量上乘，称量准确，为治疗提供可靠保障；
其六，炮制还能改善药材的气味，使之更易为患者所接受；
醉后，炮制还能引导药物作用于特定的经络，实现定向用药，提高治疗效果。
由此可见，无论是食材还是药材，其处理方式在诸多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充满了智慧与匠心，体现了人们对食材和药材的深入了解和巧妙运用。古代常常把毒药看作是一切药物的总称，而把药物的毒性看作是药物的偏性，故《周礼·天官冢宰下》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毒性特指强烈的药性。与此同时，古代还把毒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书中把药物毒性强弱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四类。在现代，中药毒性就是指中药对人体的不良反应。然《内经》有言：“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中药有毒与无毒，临床之中应正确认识和理解，不可因药物毒性而限制应用。
古今本草，已有定论，附子有大毒。但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其起死回生药效之所在。李可大夫曾在《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中传授经验：“当心衰垂危，病人全身功能衰竭，五脏六腑表里三焦，已被重重阴寒所困，生死存亡，系于一发之际，阳回则生，阳去则死。非破格重用附子纯阳之品的大辛大热之性，不以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斩关夺门，破阴回阳，而挽垂绝之生命。”他体会到附子应大剂才能治重症。经反复实践，创制“破格救心汤”，救治千万危重病人，成一代名医，遐迩闻名。
食量因人而异，药量三因制宜
中医强调个性化治疗与饮食调理。每个人饮食习惯、消化力、营养需求及健康状况各异，因此食量应个性化定制。有些人需更多食物以维持日常活动，而有些人则因健康或消化问题需控制食量。在饮食调理上，应依据个人体质与需求制定方案，实现营养平衡与健康维持。同样，用药也需个性化，中医强调三因制宜，即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考虑年龄、性别、体质与病情，如体质强者可耐受猛烈药物，虚弱者则宜选平和药物并控制用量。因时制宜随季节、气候调整用药，如冬季注重温补，夏季注重清热。因地制宜则根据地区特点制定方案，如南方湿热注重清热利湿，北方干燥注重润燥生津。总之，“食量因人而异，药量三因制宜”展现了中医个性化、灵活化的治疗与饮食理念，强调根据个体差异与自然环境制定合适方案的重要性。
医不传之秘在于量。从古至今中药用量一直是临床取得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药物用量在处方中举足轻重，每每因一味药物用量改变，方名和治疗意义便不相同。如：张仲景的桂枝汤。但古人并未对“量”作深入的阐释。近几年，关于中药剂量之争颇为激烈。有的医家惯于大剂量取效，但是药三分毒，长期大量服用中药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与危害；有的医家长于小剂轻方，但也会使人疑惑，临床是否会显效。关于药物剂量问题，张锡纯言：“论用药以胜病为要，不拘分量之多少。”，此可谓用药剂量之真知灼见。但药量的具体把握，还需在临床慢慢体会。如以传统常规剂量治部分慢病、疑难杂症及危急重症往往见效缓慢或疗效不佳，大剂量药物的使用虽不属常规，但能有立竿见影之效。如生地，生黄芪。孙思邈《千金要方》提到：“做医生要胆欲大而心欲细。”。但临证用药仍需谨慎，不可人云亦云。
对于某些疾病，大剂量用药没用，小剂量反而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只需找准调理点，通过药物轻轻触发，之后便靠身体自我调节。如著名的补中益气汤，很多药物剂量都是几分。总言之，疾病急重药量要大，反之用量要轻。至于用量具体大小程度，视病情而定，以胜病为要。此外，还要从效、药、方、人等方面出发，综合考虑，即因病施量、因势施量、因药施量、因方施量、因人施量等，综合把握剂量规律，提高临床有效性。
北京中西医结合肾脏疑难病会诊中心成立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８日，隶属于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接受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的业务指导，利用北京优质丰富的专家资源，以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的专家为主体，联合国内外肾病科和其它多学科的专家建立了庞大的会诊专家库，通过中医和西医的临床协作、肾病科和其它学科的联合以及相互支持的学术交流，旨在为患者提供精准的诊断和优化的治疗，使患者在极短的时间获得非常大的收益，同时提升区域中西医结合诊治肾脏病的能力和水平。从会诊中心成立以来，已为很多肾脏疑难病患者组织了多次会诊活动，为患者提供了更加精准的个性化诊疗方案，获得了患者和家属的一致好评。
北京中西医结合肾脏疑难病会诊中心今后将依靠自身独特的“专家优势”，充分发挥会诊中心专家的专业能力，开展多种多样的多学科会诊活动，为促进肾脏病学科发展，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努力．
